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薛清己的年代，就算小月平均還有1,000桌；在疫情前，薛孟輝大月能煮500桌就要偷笑。 這時汪義勇正好到現場巡場，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布棚割破洩水，將廚具搬到禮堂屋簷下，接著袖子一挽開始捉魚。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氣候、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而是失傳的危機。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但他們嗅到的風向，是1,330家企業放無薪假，創史上新高，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 2005年喬健教授在【中華飲食文化的小傳統：以高雄縣內門鄉「辦桌」行業為例】之演講當中引用人類學家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大傳統」、「小傳統」之文化性概念，將內門辦桌與小傳統做了相當完整的詮釋。 答：臺灣光復後的廿年左右，約1965年，辦桌菜色便出現了生魚片，因為日本料理給人很高級的感覺，所以如果辦桌有生魚片，就會覺得很豐盛，主人會很有面子。 新樹 著，吳坤明 譯，〈關於宴席及菜餚之雜話〉，《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二卷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民國 seventy six 年 2 月。 由於辦桌相當符合臺灣人喜愛「豪邁」、「大氣」的特性，將外燴、採購、運輸、租賃桌椅及餐具等相關行業結合的辦桌產業，也就應運而生，進而造就地方特色的辦桌文化。 目前全臺從事辦桌行業最密集的鄉鎮為高雄市內門區，全區一萬多人口中，就有超過150組人以當總舖師為業，幾乎每五戶就有一戶人家是靠外燴辦桌維生。 中指出，台灣早期因物資缺乏，辦桌的菜色以吃飽為主要目的，故料理以豬肉、雞肉等肉類為主，而鴨與「壓」、「押」諧音相同，較無美意，故不列入料理的清單上。 （宋）孟元老 撰，（民國）鄧之誠 注，《東京夢華錄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seventy three 年。 吳逸生，〈「三角肉」我見〉，《臺灣風物（季刊）》，第 20 卷 three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民國 fifty nine 年 eight 月 16 日出刊。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搭廠」（竹子搭建的棚架）。 因此，筆者論文的第一步乃是對辦桌活動進行歷史性的爬梳，企圖挖掘其與臺灣發展的密切關係；第二步則是要進入辦桌宴會中，觀察研究辦桌宴會「如何成為」臺灣鄉間人民互動、以及建構自身文化的場域。 因此，筆者欲以社區的辦桌活動為研究對象，以單一個案（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的質性研究為方法，以人文地理學的地方理論為論文輔助視角，研究在社區辦桌的各種條件與特質中，人們如何藉由身體、話語的互動來凝聚地方感、進而形塑地方的過程。 在懷舊風潮與本土文化意識的帶領下，辦桌文化被賦予不同面貌或使命來推廣在地飲食文化與協助觀光發展。 辦桌，我個人認為可以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美食意象，因為辦桌體現了台灣人的飲食生活，舉凡生命禮俗、歲時醮慶、親友團聚都少不了一桌「澎派」的好料。 辦桌代表著台灣文化熱鬧與好客的純真，不管在菜色上「呷飽、呷好、呷巧、呷健康」如何演化，還是重新編寫傳統辦桌菜單來達到台灣飲食文化傳承之目的，抑或是訓練總舖師在精緻度與食品衛生上升級以推廣至國際市場，這些似乎都是目前從事辦桌研究的重點。 在大家努力地利用辦桌來推廣在地觀光的熱潮下，重新介紹辦桌的美饌佳餚，或許可以幫助台灣在「全球在地化」的過程中，找到屬於「台灣味」的飲食文化。 走過炎夏、禁忌七月，隨著初秋腳步到來，婚嫁、聚會的美好時光，讓訂席、外燴服務的需求量日增。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今（27）日召開聯合記者會，發布現行臺北市115家國際觀光飯店及餐飲服務業者，契約使用情形調查及輔導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 陳月娥，《城鄉地區居民生活型態、文化參與及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宜蘭地區為例》，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辦桌」在閩南語辭典中指的是請外燴業者到家辦桌的宴會活動，然而，臺灣民間的辦桌活動，卻是由單純的常民互助宴會形式，變遷成為結合外燴商業形式與常民互助傳統的宴會活動。 外燴 此宴會活動既具有傳統高級宴會的商業性、也具有傳統常民宴會的鄰里互助性，並且，此種結合商業和人情互助的性質也成為當代辦桌活動的特色之一。 藉由此種特色，臺灣辦桌獨立於餐廳飯店的純商業宴會活動外，自成一個宴會的傳統，並在延續這個宴會傳統的鄉間，繼續發揮它的影響力。 內門有總舖師為客戶準備出租桌椅、鍋碗瓢盆，餐廳廚師出身的薛孟輝父親薛清己加以改良，與徒弟鄧正平、雞販黃萬來、豬販黃老常各出資2萬元，成立「四合一」公司，提供食材供應、烹飪料理、桌椅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