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新聞稿-饗宴契約 幸福滿分－臺北市查核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 在菜色方面，早年先民喜歡「大」、「多」，以表現主人大方，要讓賓客都盡歡的心意，但演變至今，漸漸改為較精緻、衛生的個人化設計，一人一份人人皆公平。 另外早期的辦桌桌上，還會準備打包用的塑膠袋，是因為主人希望賓客不只要吃飽，還能打包回家，以顯現主人的大方及好客。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轉載自典藏網藏品故事百寶箱，原標題為〈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人情味，辦桌文化從何時開始席捲全臺？ 中國歷史上類似辦桌行業的分工模式可以追溯到北宋，當時有所謂專門辦理民間宴會事務的「四司人」，各種細節事務都有專人負責；南宋則進一步演化出分工更細的「四司六局」。 1902年，一篇日本對臺灣舊慣調查的文章〈關於宴席及菜餚之雜話〉中，對「辦桌」的解釋是：「備桌、辦酒食、張宴稱『辦桌』」。 楊萬全編，潘朝陽著，〈中心──四方 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收錄於《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23期，師大地理研究所印行，1995。 張珣，〈要葷也要素：大甲媽祖進香客的飲食〉，《第九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頁 。 宋郁玲、姜蘭虹，〈從城市「中心」到「邊緣」的「上海人」：上海市中心區拆遷戶棲居歷程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70，2008.06，頁 。 李永展、藍逸之，〈全球化、地方經濟發展與永續性：一個地方資本重建的初論〉，《規劃學報》，29，2002.12，頁17-37。 Strathern, Andrew (安德魯.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圖瓦德)著，梁永佳、阿嘎佐詩譯，《人類學的四個講座：謠言、想像、身體、歷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Simmel, Georg (齊美爾)著，劉小楓選編，顧仁明譯，李猛、吳增定校，《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臺北市：聯經，2001。 Highmore, Ben著，周群英譯，《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5。 它或許沒有五星級飯店的氣勢與尊貴，然而百年歷史的人文傳統與生活經驗之交錯，構成臺灣辦桌最豐富的文化內涵。 臺灣辦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即明鄭、清朝時期，自閩南地區、廣東等地的漢人渡海來台所帶來的特有宴席文化。 由於移民拓墾需要大量勞力，加上臺灣當時的瘴癘環境十分險峻，因此每到傳統節日，這些移民便以牲禮、庶饈祭拜神鬼，透過祭祀活動獲得身體的保護或財富的酬償，這些祭祀活動所準備的豐盛食物多以”辦桌”的方式進行。 1720年出版的《臺灣縣志》〈雜俗〉中曾提到辦桌豐富的菜餚與所費不貲的情形：「家有喜事及歲時月節‚宴客必豐，山珍海錯，價倍內郡，置一席之酒，費數千之錢…」。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就是打破傳統觀念，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堪稱業界傳奇！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有神明生、廟會、喜宴、尾牙等辦桌訂席，才有收入，因此，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卻也使得辦桌師傅、助手收入不穩定；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 七、八年前阿勇師將西方餐車的概念引進台灣，成為台灣第一個使用外燴餐車南北辦桌的總鋪師，不過立即碰到的「水」、「土」不服的狀況。 首先是每辦完一場就得要清洗廚具、車體內部，當時的電路線設計全都在車底部，造成清潔上的困難；其次，車內部的積水引流不出去，因此阿勇師很快的淘汰了第一台餐車而修正缺點成為現在使用的第二代外燴餐車。 劉昆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以內門國小「歡歡喜喜吃辦桌」為例》，致遠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2005。 歐虹蘭，《全球在地化的生活空間──羅東鎮的7-eleven便利商店對地方生活的影響》，東海大學建築學系，2003。 留方萍，《一個聚落的生與死──三重市後埔仔的聚落發展與地方感形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5。 《報導者》10組關鍵數字，分析COVID-19病毒的戰爭對人類帶來的衝擊與未來挑戰。 他認為記下辦桌菜的手藝不難，但辦桌精神的傳承，不在一次次重現菜色，而是要同時理解辦桌在節氣、民俗、生老病死當中的意義，這是推廣的努力方向。 觀賞用的牲醴祭品，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看生（牲）」通常為組合式作品，多以歷史故事及小說傳奇為主題，以竹蔑編紮成型後，再以紙糊裝飾其外。 對全台辦桌呷透透、還曾邀請北中南總舖師舉辦「台灣尾牙」推廣辦桌文化的顏震宇而言，菜餚本來就會輪替與消逝，更讓他擔心的，是年輕世代對辦桌文化的認知斷層。 ────，〈大湖地方性的構成：歷史向度的地理詮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第25期，1996，頁1-42。 劉惠萍，〈戰後臺灣民俗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紀念婁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5，頁1-15。 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臺大社會學刊》，第28期，2000，頁189－228。 ────，〈「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二期，1999，頁 。 W. Lawrence Neuman著，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 像薛孟輝這樣中小型、無店面，也未轉型網購的外燴業者，在這波疫情中受創最深。 政府的紓困方案，薛孟輝認為申請者有限，「因為部分業者沒有營利事業登記，第一關就過不了」；至於紓困貸款，很少和銀行借錢的師傅欠缺信用紀錄，未必能核貸。 薛孟輝48歲，是台灣辧桌一級戰區的內門鄉「總鋪世家」，73歲的父親薛清己，是辦桌文化演進的見證者。 薛家父子兩代累積50多年的辦桌經驗，薛孟輝高中開始幫父親辦桌，慣用廚具是鏟子大的鍋鏟，長期料理上百人筵席，好幾斤沉的湯勺，也舉重若輕。 但是對我們來說，尤其是早期戶外辦桌的熱鬧，以及富含人情味及好吃實惠的餐食，更是國內的一種特殊文化表現。 以辦桌的歷史來說，可追溯至移民文化的累積，更重要的就是鄰里間互助的精神，雖然現在產業早已專業化、規模化，但是當我們想起那曾經的美好時代，辦桌的精神仍然保存下來。 外燴 因此，筆者在第一章緒論中先陳述動機、目的、範圍和方法，以及針對辦桌、地方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第二章則是研究「常民宴會與辦桌圖像」，先討論辦桌的變遷，以期了解辦桌與臺灣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 最後，則再把焦點聚焦於謝總舖師的辦桌場域，討論其場域的辦桌特色。 第三章則是「辦桌的地方－同樂村的歷史與地方的成形」，此章乃是為第四章做準備，以社區辦桌的地方：同樂村為主體，研究同樂村的歷史，以及同樂村居民如何由日常生活和社區組織舉辦的活動，將物理「空間」轉換成自己的地方。 第四章「情感、認同與想像：社區辦桌形塑地方」，則是在第二、三章的基礎下，討論辦桌在同樂村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居民如何藉由辦桌之條件和特質形塑地方。 華人社會向來喜好藉由「飲食」來處理人際關係，許多大小事也都習慣伴隨著飲食來進行。 「這都是總舖師擺的攤位，現在沒得辦桌，大家還是要活下去啊！」高雄內門「四合一宴席包辦」總舖師薛孟輝扯開嗓門，一面翻炒鍋內的螞蟻上樹，一面解釋。 受疫情影響，各類辦桌筵席不是延後就是取消，有的師傅只得準備幾道「手路菜」擺攤，做點外帶生意。 台灣人的一生中幾次重要的時刻，都會辦桌請客，打從一出生的滿月酒、結婚喜宴，新居落成，到人生最後喪事後的「吃三角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