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新聞稿-饗宴契約 幸福滿分－臺北市查核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 曹銘宗曾以臺灣人辦喜事常用的「食豬公肉」、辦喪事的「食爛肉」(又稱封肉)、入厝的「食圓仔湯」，來稱呼不同場合的辦桌。 一般民眾對於辦桌的認知多僅侷限在喜喪宴客，其實，辦桌的種類繁多。 宗教上，如玉皇大帝宴請眾天神的天子宴、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齋醮宴、以及宴請好兄弟而舉行的普渡宴等，都是設計給神、鬼食用的菜餚，是一種辦桌；生命禮俗中的結婚、滿月、壽誕、喪禮等，入厝(搬新家) 、尾牙、春酒等，都常以辦桌來呈現。 因此辦桌不僅展現這些傳統習俗的文化意涵，並可視為人際關係的重要互動模式。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forty six 年。 由於辦桌的氛圍相當符合臺灣人熱情、好客、豪邁、大方的特性，因此漸漸的有業者將採購食材、烹調、租賃桌椅、餐具、運輸等相關元素結合，一條龍的辦桌產業也就應運而生，進而造就富有地方特色的辦桌文化。 從第二代阿公用牛車載著餐具，到第三代騎三輪車載著美耐品餐具，到施宗榮手中改以貨車運送餐具，施家班見證了時代縮影，而餐具的更迭，又是一個辦桌歷史翻頁的篇章。 施家班傳承邁入5代，業界口中的「施董」施宗榮不吝牽成，安定了員工人心，提升了服務品質，對於辦桌菜色要求更是不在話下，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今天施家班招牌的屹立不搖。 陳木城，〈從辦桌文化裡探索臺灣人的拚博精神──評[鄭宗弦]《一百面金牌》〉，《文訊》，2000，頁26-27。 外燴 賀欣，〈地方的興起與「政治雙軌」的淤塞--重讀費孝通的《鄉土重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7，2004.春-夏 ，頁27-40。 阮美慧，〈尋訪失落的族群──以郁永河《裨海紀遊》為例重建清代平埔族的歷史圖像〉，《雲漢學刊》，2000，頁57-79。 四司指的是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而六局指的則是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及排辦局。 第三種是「主客共食」，從生命禮儀宴來看，意味著以共食來與至親好友慶賀新的人生階段或重大事蹟；在歲時祭慶宴當中意味著，以共食來與相關的群體完成重要的歲時例事；社團聚會宴意味著，以共食來建立或鞏固特定的人際關係；調和與感恩慰勞宴代表著，以共食來處理人情世故的意義。 第一種是「人神共食」，俗語說：「依神食福」、「有吃有保佑」，意味著以設宴共食來達到人神之際的感應，其主要呈現在歲時祭慶宴部分。 早期農業社會的辦桌，一方面是「共同備辦食物」，另一方面是「共同享用食物」，其中共享食物的層面，不僅是人與人之間，還包含人與神之間的連結關係。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搭場」（竹子搭建的棚架）。 您的瀏覽器不支援javascript功能，若網頁功能無法正常使用時，請開啟瀏覽器Javscript狀態。 著眼細節，呈現的是一份細膩，而這份細膩精巧地體現在細節，從小至刀工，大至菜色講究與餐具搭配，走在很前面的他，兼具固守傳統手路菜的美味，也新穎地勇於挑戰傳統。 但是要追究臺灣的辦桌文化，最早在清朝統治時期就有，不過當時通常是富裕人家請廚師到家中負責料理菜餚。 民國50年代後期，臺灣逐漸邁入工商社會，隨著大量就業與都市化疏離效應的影響，鄰里間可以相互提供協助的人手逐漸減少，於是便開始出現專門承包宴席的辦桌業者，辦桌迅速成為飲食界的新興行業，到了民國60年代與70年代，堪稱是傳統辦桌產業最風光的時期。 以現今管理學的角度來看，「辦桌」即一班所謂的「外燴」，指的是專門承攬宴席包辦之飲食業者，由廚師到客戶指定的活動地點備餐，並安排完整宴席服務的一項活動，且具有時間不固定、地點不固定、人員不固定等三種特性。 在台南永康擁有「辦桌大王」雅號的汪義勇師傅，是見證台灣辦桌文化一頁歷史的重要人物。 他除了致力將傳統的文化與菜色保留下來，近年更喜歡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運用巧思結合異國料理特色，再融入辦桌菜文化，研發出獨創一格的菜式。 王秋原、趙建雄，〈地方生活圈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地理學報》，16，1993.06，頁35-59。 李豐楙、朱容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頁14。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從限制群聚、暫緩媽祖遶境開始，外燴業者訂單少了9成，總鋪大師甚至只能去便當店「打工」。 他的研究興趣在於各國飲食文化、遊客飲食行為、美食觀光、餐旅行銷、與領隊與導遊實務。 另一方面，辦桌獨有的熱鬧氣氛，也隨著社會化的演變，從原來餐桌間的高談闊論變成大家爭相上台高歌一曲的卡拉OK表演。 怎樣熱鬧都好，只要不出現一些兒童不宜又令人尷尬的歌舞表演就好。 還有過去每個人「共食」甚至是「搶食」的樂趣，也因高級飯店餐館的「分菜」服務，少掉了尋找佛跳牆裡鴿子蛋的喜悅。 雖然說過去辦桌的烹煮過程和用餐環境，按照我所學的餐飲管理角度來看，絕對無法符合HACCP(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條例)的要求，但是who cares? 在經歷了這2年疫情影響，不少人對於一起用餐、大型婚宴甚至是農曆年的家族團圓飯，多少都受到了些許影響。 早期只有富裕人家，才辦得起宴席宴請客人，而宴請客人的原因往往展現於餐宴或祭祀，而此時期的菜色多以福建菜系為主，如：佛跳牆。 清朝中葉以後，士紳興起，常建造規模宏大的園林，並聘請專業廚師烹煮佳餚，在此宴請客人，也宣告著台灣辦桌文化進入另一種新的型態。 早期農業社會時代，辦桌活動大多脫離不了結婚、新居、生誕、壽宴、喪酒、醮祭、尾牙、開業、病癒等祝事；進入工商社會之後，陸續增加了選舉、敬老、濟弱、校園、觀光、宣傳商品等性質的辦桌宴，這也為該產業開創了傳統之外的筵席類別。 法務局陳信誠主任消保官表示經統計今年有關訂席之消費爭議態樣，大致為訂定婚宴宴席後已提前數月取消，業者要求預繳及沒收定金金額太高或不同意移轉其他餐飲使用。 陳主任消保官呼籲消費者於預訂婚宴、餐聚或外燴服務時，應主動要求使用「訂席、外燴 (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並詳閱契約內容，包括把握契約5天審閱期、解約退費、服務內容、保證桌數、桌數變動等約定，以確保自身權益。 而在宴席的過程中，主人家常會為了熱絡氣氛，多半會加入娛樂節目，聘請藝人演唱跳舞，在早期的傳統社會當中，更有主人家會請脫衣女郎來跳鋼管舞。 從清代到民國50年代，儘管已有酒樓、菜館幫人辦外燴，但僅限於城市；農村地區偶爾有兼差幫人烹煮宴席菜餚的村民，他們不是專業的廚師，只是廚藝稍微比一般人好些，但因為能做的菜色相當有限，甚至食材都得讓主人家自己準備，因此完全稱不上是一種行業。 每戶都會在自家的桌凳碗盤下面寫名字或標特殊記號，以免歸還時弄錯。 由於各家桌凳的材質形制不同，碗盤樣式各異，因此每桌呈現的擺盤樣貌皆不相同，但當時的人並不以為意，畢竟享受盛宴的內容才是重點。 由於當時沒有瓦斯爐，大部分民家中可用的灶只有一個，所以通常要在一周前用土磚泥料砌好ㄇ字型的「土（角）灶」（農傳媒編按：臺文正字「塗墼灶」，「塗墼」即土塊、土磚），並待其乾硬之後供辦桌師烹調使用；而搭土（角）灶也象徵著「起灶」，閩南語中意味著一個新家庭的成立。 到了清代，對渡海來臺開墾的移民而言，物質條件不如閩粵家鄉來得充裕，一旦有婚喪祭典，常是自家張羅酒菜，村落鄰里間會相互幫忙一起辦宴席。 富裕人家通常會有家廚或者是「灶下婦」 來協助家中女眷，如果是比較大型的宴飲或儀式，才會委託專業廚師（「廚子（司阜）」）到家裡或指定地點做菜。 因為總舖師所燒的菜中，蘊含著濃濃的人情，喚起了腦海中原本快要遺忘的記憶，所以，這些美好的記憶，就能用來療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受的傷。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就是打破傳統觀念，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堪稱業界傳奇！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有神明生、廟會、喜宴、尾牙等辦桌訂席，才有收入，因此，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卻也使得辦桌師傅、助手收入不穩定；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 七、八年前阿勇師將西方餐車的概念引進台灣，成為台灣第一個使用外燴餐車南北辦桌的總鋪師，不過立即碰到的「水」、「土」不服的狀況。 首先是每辦完一場就得要清洗廚具、車體內部，當時的電路線設計全都在車底部，造成清潔上的困難；其次，車內部的積水引流不出去，因此阿勇師很快的淘汰了第一台餐車而修正缺點成為現在使用的第二代外燴餐車。 劉昆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以內門國小「歡歡喜喜吃辦桌」為例》，致遠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2005。 歐虹蘭，《全球在地化的生活空間──羅東鎮的7-eleven便利商店對地方生活的影響》，東海大學建築學系，2003。 留方萍，《一個聚落的生與死──三重市後埔仔的聚落發展與地方感形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5。